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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 诸子纪要——《新语》(辅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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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4 01:2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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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纪要——《新语》(辅政篇)

阐明了治国理政必须要以仁义为基础、从身边实际的事情出发制定方略后,《新语》接着便具体谈论如何用人的问题了。

“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任杖者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这就是陆贾《辅政》的核心观点——要想保住既得的统治地位,就非得任人唯贤!这种思想在那个尔虞我诈成则王侯败则寇的时代无疑还是进步的,也正由于它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使得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人治封建社会里左右逢源经久不衰。那么这种任人唯贤思想的合理性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一是任人者首先必须得自己贤圣并有一双辨别忠奸慧愚的火眼金睛,二是奸和贤必须有一道能够彼此区别泾渭分明的界线,如果这两个假设的条件一旦同时成立,那么,这个社会即使没有什么法律和制度存在也照样能够永固千秋了。儒家学说就是这样将自己全部的政治理想建立在这两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并为假设成为现实花费了绵延数千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秦王朝反对人治依靠刑法的实验不但没有巩固赢氏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这又为儒家以仁义治国的理论提供更加有力的反面现实证据。

然而,有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治国理念,统治是否就真的避免了秦王朝覆没的命运?没有!从汉朝开始,后面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消失,一个接一个国家的破灭,一样证明了这种学说的虚妄,但统治者对权力集于一身的贪恋注定了人治的大势已经无法逆转,他们从历史传递的信息中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凡人君明则国安,凡人君昏则政乱。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儒家学说完全是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个人身上的,因此天下所有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于这个人,于是便有了忠君思想,而要把这个思想理解透彻,就必须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笼络读书人,只要透彻了就会不折不扣的完成皇上交办的事情,所以就给他官做,学得越好当然就越忠,越忠就越贤,至于贪赃枉法者当然是没有忠于皇上没有把圣人的书读好,当然就是奸是佞了!

翻开二十五史(当然就包括了《清史类稿》),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一个王朝衰败,往往对帝王昏聩轻描淡写后便会浓墨重彩的引出一大堆为什么昏聩的理由来——就是那个独夫旁边还另有其人:女子!小人!这不正印证了圣人说的那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吗?看来虽然希望寄托于一人症结却还在他的臣民身上,但臣民的善恶贤愚不可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这些精神内在又根本没有可以唯一界定的标准,况且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它常常游离于善恶的两端,伯乐可以相马,唯人难相也不可相,因此儒家学说的全部理论便在此处一脚踏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若于流言四起时死去,必成小人,王莽若于篡位立新前一命呜呼,定会流芳。延至当今,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这些人哪个天生就是坏娘养的腐败胚子?他们中哪一个不是曾经有功于共产党?但最后为什么或者下地狱或者阶下囚?这能就那么简单地概括成忠奸贤佞吗?中国人向来喜欢用二分法将事物的复杂性简单化,忠臣一张脸谱,奸臣又是另一张脸谱,一看就知道好人坏人,如果真有这样厉害,中华民族那才叫屹立东方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的历史也根本不会有什么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小日本进村了!

不管怎样,既然儒家的理论几千年不倒,甚至现在很多学者在这个讲坛那个著作里还一口唾沫一个钉地向世人高扬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辉,肯定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智慧的。那么,既然任人唯贤是仁义治国的必要条件,圣人们到底告诉了统治者哪些识别方法?有没有系统的理论依据?答案是:方法有,但简单武断且荒谬;系统理论依据没有,如果硬要就只能拉上民间八字面相的江湖之术。陆贾也告诉了刘邦识别贤佞的方法——“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意思就是说凡是喜欢把话说得漂亮巧妙的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和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者鲜矣仁”同出一辙,要真这么容易,君子不就好当了么,纵使我是小人,我不说和少说就是了。正因为识人难孔子讲的也并不能在实际中起什么指导作用,所以儒家也不得不常常借助一些其他学派的杂烩给自己撑腰,曾国藩就专门为此写了一部引以自豪的识人之作——《冰鉴》,深得蒋中正喜爱,常常用以试人,却屡屡走眼,步步失招,把人才都试到毛泽东那边去了。
既然人治终陷虚诞,那法治就万无一失了吗?也不尽然,因为法治最后还是要落到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人”身上。法治不可能脱离权柄在握的利益既得者的意志,只不过一旦形成也使自己的言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约束,从这点上说就防止了独裁者为所欲为;同时,为了防止异地异时统治者的意志随时可能被人为的偏离甚至扭曲,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昭示天下便成了必要。作为法治的意志者要想最大限度的逼迫承当者就范,最终仍然离不开逼迫就范的执行者——官吏,既然意志者已经把刀交给了他们,如何使用就成了法治社会最伤脑筋的事情,于是人们又忍不住回过头来求助老祖宗们了,于是中国出现了国学热。

由陆贾《辅政》引出人治,由人治引出法治,仅仅只为了提供一种思维的方式——就如上篇谈“术事”讲到的一个观点:无论治国还是处事,还是读古人书,一定要结合眼前的现实。若不能深发,便是呆子,若毫无依据只顾深发,便是疯子!
发表于 2013-9-26 17:32:02 | 显示全部楼层
若不能深发,便是呆子,若毫无依据只顾深发,便是疯子!还好,我只是呆子,似乎比疯子危害小些?不对,我似乎不治国也不读古人书,呆子也没我的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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